群体的崛起 ——《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研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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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03-07 10:5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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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宝瑞群体的崛起——《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研究》序冯长春广东作为岭南文化的代表,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艺术方面,都足以成为中国文化地理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符号。特别是晚清以降,随着开埠通商、基督教和西方政治、文化输入的影响,带有鲜明海洋文化传统特征的岭南文化在广东得到了进一步的嬗变和发展,勇于吐故纳新乃至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革命思想和敢为天下先的实践精神,成为岭南文化、广东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一个鲜明标志。人是文化的创造者。岭南文化精神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推进作用,生动地体现在那些生长在这一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身上。论及广东与历史人物,人们首先会想到出生于广东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影响乃至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家。毫无疑问,近代广东政治家群体的出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的精髓就是开放的文化胸怀、政治气魄以及敢于批判和革命的勇气与坚韧不拔的实践精神。这种胸怀、勇气和精神同样反映在文化艺术的革新与创造中,近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发展就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抛开广东音乐的传统不论,着眼于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的转型和新音乐文化的肇始与发展,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在广东这片土地上竟然诞生了一大批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的音乐家!我们可以开列出一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广东籍音乐家名单:萧友梅、青主、陈洪、冼星海、马思聪、何安东、郑志声、李凌、廖辅叔……等等。这些音乐家中既有中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者、西方音乐理论的引进者、新音乐创作的先行者,也有新音乐运动的推动者、音乐美学思想的新论者以及音乐指挥、音乐批评等领域的佼佼者与开拓者。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如果缺失了上述广东籍音乐家的坐标图,中国近现代音乐文化的历史面貌将会是另一番怎样的格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广东音乐家的出现与成长是一个群体的崛起,这个崛起的群体为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当我们把以上述人物为代表的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的群体崛起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看待,特别是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近代以来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和西学东渐的开放性文化语境,在上述音乐家群体中得到了非常鲜明的体现和发展。尽管有些广东籍音乐家在成名之后大都离开了广东本土,成为在全国乃至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但近代以来开放的岭南文化精神已经深深的烙在他们的音乐人生中,成为他们共同的文化标记。也正是这种面向世界、敢于创新的音乐精神,最终使以萧友梅、冼星海等为代表的广东籍音乐家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领军人物,其重要的历史影响早已超越了广东地理与文化的一隅。如果进一步对上述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群体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一、欧风美雨的亲历者和西乐东渐的推动者今日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而在近代中国,广东也是最早开埠通商、引领风气之先之地。作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地,随着一系列开埠条约的签订,19世纪中叶的广州逐渐成为东西文明交汇之处。在清廷日趋腐朽、欧风美雨东渐的历史境遇下,广东这片土地培育了最早一批睁眼看世界、敢于远涉重洋游学海外的有志之士。1847年,广州青年容闳在黄埔港登上了驶往美国的一艘帆船,成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八年后,他成为耶鲁大学也是全美和整个西方的首位中国毕业生。这个文化事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和深远的辐射性影响。此后,一大批探索救国之道的仁人志士开始了前仆后继的西学之旅。外来文明的熏陶和敢于接纳、学习新事物的文化精神,也是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成为中国新音乐文化建设之精英与先进的重要因素。与容闳及其后学一样,为求新知他们大都远涉重洋,东渡扶桑抑或西游欧美。比如曾先后留日、留德的萧友梅;留德的青主;留法的陈洪、马思聪、冼星海、郑志声等。他们有的毕业于专业音乐学院,有的则通过选修、自修等方式接受了较为系统甚至非常专业的西方音乐教育。何安东、廖辅叔、李凌等人虽没有留洋学习音乐的经历,但年少时在国内也受到了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刻影响,有的则较早和比较全面地在国内得到了西方音乐的熏陶与教育。因此,这些音乐家的共同点之一就是他们大都是欧风美雨和学院教育的亲历者,这也是他们日后成为新音乐文化发展之中坚力量的关键因素之一。正是由于浸淫于西方音乐文化的亲身经历,促使这些音乐家成为西方音乐文化输入中国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尽管有的音乐家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曾对西方音乐文化做出过强烈的批判乃至否定,但这并非意味着他们是西方音乐文化的反对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因此,在以萧友梅、陈洪、冼星海、马思聪、青主为代表的一大批音乐家的共同努力和集团作业下,西方音乐理论及其实践方式通过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欣赏、音乐批评等渠道,日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并愈益产生重要的影响,最终使中国音乐文化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二、中国音乐转型和新音乐文化建设的开拓者创造俄罗斯民族乐派意义上的中国民族乐派,一直是萧友梅、陈洪等这一代音乐家的梦想。事实上,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音乐家无不以自己的音乐实践活动从不同方面促进了中国音乐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中国走近西方的历史转型。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中国音乐文化格局的转变从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得到鲜明的体现。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与确立、西方音乐理论的全面输入、新的音乐思想的成长、新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实践等等,无不显示了新音乐文化的迅速发展。上述广东籍音乐家在新音乐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均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有的甚至在多个领域成为一代翘楚。比如现代专业音乐教育、音乐学研究与新音乐创作的先驱,被誉为“新音乐的保姆”(刘雪庵语)的萧友梅;中国现代音乐美学的代表人物、作曲家青主;中国近现代小提琴音乐的代表人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等等。笔者曾在《两种新音乐观与两个新音乐运动——中国近代新音乐传统的历史反思》(《音乐研究》2008年第6期、2009年第1期连载)一文中指出,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实质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的“新音乐运动”,一个是以创建中国民族乐派为宗旨;一个是以救亡与革命为鹄的。在这两种性质不同但同样都对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新音乐运动中,上述广东籍音乐家均成为不可或缺的一员,有的甚至成为其中的旗帜性人物。三、与时俱进和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者身处历史转型和民族解放洪流的境遇,造就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音乐家们大都具有与时俱进的音乐思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与民族精神。与近现代中国所有音乐家的成长一样,上述广东籍音乐家的个人命运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身上所辉耀出的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操与民族精神,和他们的音乐成就一样值得载入史册。早在济南“五三”惨案爆发后,萧友梅就发表了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抗日救亡歌曲之一《国耻》;“九·一八”特别是“七·七”事变后,萧友梅、陈洪、何安东、冼星海、马思聪、李凌等音乐家更是无不以自己的音乐创作和音乐活动为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的音乐作品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创作中最为激发民族情感和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一部分。有的音乐家在抗战时期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经受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折磨而英勇不屈,比如以歌曲《奋起救国》而在华南和南洋一带产生重要影响的作曲家何安东。这样的人格魅力与铿锵有力、悦耳动听的音乐作品一样令人感动。上述广东籍音乐家不少人英年早逝,但也不乏长寿者,有的甚至上世纪末还在从事音乐活动,因此,他们的共同特征一定不仅仅局限在上述几个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一个音乐家群体和音乐文化现象加以更为全面、深入的整体性考察与研究。当然,这种整体性研究绝非像本文这样一篇浅尝辄止的短文所可胜任。整体观照的起点必须立足于针对一个个音乐家的深入的专题性研究。也正因此,我们选取了有关萧友梅等近现代广东籍音乐家研究的富有代表性的一些学术论文,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简单但却不失其学术严肃性的方式,比较集中地展示这些音乐家的音乐成就与历史贡献。此外,有关广东传统音乐新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吕文成的研究成果,我们也择取其一收入本书,以此略窥近现代进程中广东音乐家群体及其音乐成就的多样性。事实上,近30年来,有关本书所选音乐家的研究成果可谓收获颇丰,不仅发表、出版了大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著,一些音乐家的纪念文集也已陆续出版或正在酝酿出版,如《萧友梅纪念文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开拓者——陈洪文选》等;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向延生先生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一书中,上述音乐家的传记均可看到。因此,将有关这一音乐家群体研究的所有代表性文论汇集再版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我们仅仅是挑选了本世纪10年来富有代表性的少部分研究成果。即便如此,受篇幅和本书容量的限制,我们仍不得不忍痛割爱,大量研究成果未能选入,这种遗憾的心情远非说一句“挂一漏万”的套话所可形容。唯望学界广大同仁特别是在上述音乐家群体研究中有过重要成果而未能选入本文集的学者们谅解了。在编选这本文集时笔者发现,关于广东籍音乐家群体的研究存在着比较突出的不平衡现象,或曰存在比较明显的“热点”和“冷点”现象。比如,关于冼星海、萧友梅、青主等人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日趋丰富;而有关陈洪、何安东等人的研究则尚待于进一步的深入;至于有关留法归国的指挥家、作曲家郑志声的深入研究则付之阙如。公开发表的有关郑志声的较为全面一点儿的介绍性研究迄今依然是王震亚先生先后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表的两篇文章。我们选取了其中一篇,希望由此引起学界对郑志声研究的兴趣。此外,早年留美学习钢琴、曾任教于上海国立音乐院且有音乐创作问世的钢琴家、音乐教育家王瑞娴也是一位被历史遗忘了的颇有成就的广东籍音乐家。凡此种种无不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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